“办职业教育须下三大决心”
——深职院15年成功发展的“秘诀”
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副会长、原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书记兼院长 俞仲文
黄炎培先生以他大职教的理念和成体系的职教思想，不仅可以称他为中国的“职教之父”，因为正是他奠定了近现代中国职业教育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而且直到今天，他的精辟的论断和极其丰富的职教理论仍然是指导中国职业教育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的一盏明亮的航标灯。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建立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的直接产物。但是，深职院从诞生起，她的一些重大的改革、创新和发展的举措，实质上都是我们自觉不自觉地践行黄炎培先生关于“办职业教育须下三大决心”的职教思想的结果。这是我作为书记、院长主持深职院工作达15年零5个月的最切身的体会。
1992年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诞生之时，正值我国高职教育由于支持政策不稳定、办学思想不稳定等原因，正陷于前所未有的低潮时期。而我院一开始就主动高举起高职教育的大旗，将自己的校名率先定为“深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九十年代初的办学环境和社会的认可度，远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形势。没有一种“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勇气和胆略，是绝不会成功的。黄炎培先生讲的“办职业教育须下三大决心”的理念，即：“须下决心为大多数平民谋幸福”、“须下决心踏实地用极辟实的工夫去做”、“须下决心精切研究人情、物理，并须努力与民众合作”的思想，一直鼓舞着我们去克服困难。
第一、要坚持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的教育定位。
当初我们就提出，深圳高职院肩负的任务就是培养生产、管理、服务、建设第一线的既有专业理论知识，又有很强动手能力的“灰领”人才，是“大学水平的能工巧匠”或“能工巧匠型的大学生”。这种平民化的教育定位，实际上就是黄炎培先生所讲的“为大多数平民谋幸福”的理念。当时针对有的同志抱怨我院的考生是“箩底生源”(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院只招深圳市的考生)，我们就反复做大家的工作，使同志们认识到，我们这类大学面向的不是“精英”，承担的也不是“高进高出”的任务；而是面向的是平民，承担的是“低进高出”的任务。而最可贵的是将普普通通的人、将被现行高考制度判定为“落榜生”的人，经过高职教育的特殊培养和严格训练，使他们成为不亚于所谓“上榜生”的有用人才。正如黄炎培先生说的“如果办职业教育而不知着眼在大多数平民身上，他的教育，无有是处，即办职业教育，亦无有是处。”
第二、要坚持脚踏实地的精神，义无反顾地坚守高职教育的阵地。
黄炎培先生说：“ 任何教育，皆须脚踏实地，尤其是职业教育，不许用一分苟且工夫。”深职院的创业阶段，真正可以用“白手起家”四个字来形容。我们在1993年开始招生办学的时候，条件十分艰苦，甚至连招生的名额也是从广东省的大专班“借”来的；没有教室和办公室，就借兄弟院校的先启动；没有食堂，就搭简易大棚做临时伙房，大家照样吃得大汗淋漓直呼痛快；没有经费，就先自己垫出来；没有四轮的车，两轮的自行车一样可以代步；白天，有课的人员上课，没课的到企业作调查研究；晚上，回到家里写教案、作市场分析、制定办学方案。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毫无怨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以工作为重，完成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和筹建任务。
在十多年的办学历程中，深职院始终义无反顾地坚守高职教育的阵地，并把它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进行不懈的探索和创新。我们要求大家要站在我国正面临着第三个经济增长期的历史高度来思考深职院的责任；站在不仅为深圳服务，而且为全国服务的历史高度来盘点深职院的任务；站在不仅要为地方经济培养高技能、高技术人才，而且要为地方经济再造生产力、再造产业链的历史高度来谋划深职院的发展。教育大家要安心这一阵地，坚守这一阵地，因为高职教育能够重新振兴中国的技术教育，了却中国人几百年的痛；能够重新勾画中国的教育版图，形成两个板块或两条“高速公路”；能够重新塑造中国社会的核心竞争力，使高技能人才享有应有的社会地位。
今天,当我们读到黄炎培先生所言：“办职业教育而不脚踏实地，其失败比其他教育还快。所以许多教育家不敢办职业教育；本来办职业学校的，偏偏‘开倒车’，改办普通学校”时，尤为震撼。因为这段七、八十年以前讲的话，似乎就是针对今天的情势而言的。对比职教战线那些动不动就见异思迁，就怨天尤人，就动摇的现象，真应该认真思考一下黄炎培先生所言：“我们大家下一决心，勿好高，勿沽名，勿投机，勿避难，勿就易”，“办职业教育，须下决心踏实地用极辟实的工夫去做”。
第三、要坚持高职教育的社会性和开放性。
黄炎培先生说：“职业教育是绝对不许关了门干的，也绝对不许在书本里讨生活的”，“办职业教育，须下决心精切研究人情、物理，并须努力与民众合作。”这一精辟论断至今都在指引着我国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
深职院办学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早在十多年前我们就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来办学。提出了“深圳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我们的专业就办到哪里”；市场需要什么专业，我们就办什么专业；岗位需要什么知识技能，我们就教授什么知识技能。当时我们为深职院定下四项任务：一是成为培养“大学水平能工巧匠的基地”；二是成为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的培训、考评基地；三是成为中等职业教育专业老师的培养基地；四是成为现代改行学校和推广新技术、新工艺的生产力促进中心。这种区别于普通大学新型定位，充分展现了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性。
不仅如此，我们就如何与企业、行业结合共同办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创新。我们的很多理念和做法，在当时准确地回答了什么是高等职业教育以及在我国如何举办高等职业教育等许多重大问题。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并成为全国职业院校的效仿对象。例如我们最早提出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区别于普通高等教育的六大基本特征；首创了与企业共同建立专业管理委员会；最早建立了从岗位需求出发、以能力为本的教学设计方案；最早在国内开创性地建立了独特的校内实践教学基地——工业中心，在吸收了新加坡、香港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如何建、如何管、如何用的问题，探索校企合作共建工业中心的种种模式问题。现在，我院的工业训练中心已有几十个实训（验）室，设备总投入超过4亿元，其中将近7000万元是由企业捐赠的。 此外，我们最早建立了高标准、严要求、大剂量的实训课模式；率先提出了诸如“灰领”人才、教学设计、说课、新“三明治”教学方式、双师素质、职业素质的训导方式等一大批崭新的教育理念。
在师资队伍建设上，我们最早提出“教授手上要有油”的理念，要求专业教师必须深入企业调查和实践，鼓励教师既要取得专业技术职称，也要取得技术等级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在校企融合，良性互动方面，我们邀请业界人士加入专业管理委员会，对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进行论证，尽量做到企业需要什么人才，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像海王星辰、通广北电、海德堡的印刷中心，都在我们学校设立了培训基地。海德堡公司的中国总裁还担任了我院印刷专业管理委员会的主任。
对于如何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我们更是倾注了大量的资金和心血。创校之初，我们的教学资金非常紧张，但仍拿出8 万元 “巨款”，为环境设计专业的学生购买了一套电脑设计软件，使学生在社会上很多人还不知道电脑是什么“脑”的时候，就掌握了用电脑设计、电脑制图的技能。我们还要求所有学生必须持有“双证”才能毕业，即学生不仅要拿到学习成绩的合格证，还必须拿到一项技能考核或技术等级的合格证书。对于文科生也不例外，除了取得专业证书之外，他们还必须掌握电工等普及性技能才能毕业。以这样的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深受企业的欢迎。
在如何使大学更加贴近实际、贴近企业、贴近社会方面，深职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也许就因为这一点，使得深职院在全国具有空前的地位和影响。但是，深职院所做的一切，无外乎是践行了黄炎培先生关于“职业教育从其本质说来，就是社会性，从其作用来说，就是社会化”的论断以及“职业教育是画人”， “要所画的人，和人相肖”, “一种职业社会，即有一种的环境。欲使所培养的适于他的环境，进一步更须改善他的环境，必须切实知道他的环境是怎么样，才可以下手”，一定要避免“教者糊里糊涂的教，学者糊里糊涂的学”的倾向等精辟的论述。践行这些理念实际上这也是深职院之所以成功的制胜法宝。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经过短短十多年的建设，在一片荒原上，建起了一座拥有95个专业、2万余名在校生的新型大学。同时，在高职教育模式探索方面取得累累硕果。学院先后被国家教育部评为全国高职教育改革试点院校、全国示范性职业技术学院、国家重点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有4个专业被评为国家级教学改革试点专业，1个专业被评为国家精品专业。截至今年，已有41门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2001年和2005年两次获得国家高等院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并首家通过全国示范性实践教学基地的评估。2003年9月又以15项指标全优的成绩，通过全国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2005年5月，又被专家组评为全国首家示范性职业技术学院，成为全国高职教育的一面旗帜和深圳教育的一张名片。
今天，我们来纪念黄炎培先生，对广大职教战线的同志们来说，最好的纪念办法是，我们不仅要提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尤其要提忠诚党的职业教育事业，并为此而奋斗一生！
作者简历：
俞仲文，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47年9月出生于上海；
1968年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工作；
1978年考入牡丹江师范学院；
1979年考入华南师范大学自然辩证法专业攻读硕士学位；
1982年被分配到同济大学任教；
1984年6月调至深圳大学，历任管理系主任、校长办公室主任、校长助理、党委副书记（1986年4月）；
1988年至1989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访问研究；
1991年9月至1992年6月，任深圳师专、教育学院副校（院）长；
1992年7月被任命为筹备小组组长开始筹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其后被任命为党委书记、院长（任期至2007年5月止）；
2001年英国胡佛汉顿大学授予管理学荣誉博士学位；
2007年11月在深职院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