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社会事业的杰出榜样
——纪念黄炎培先生诞生130周年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院 朱宗震

　　今年是黄炎培先生诞辰130周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是黄炎培先生创立并终生从事的主要事业。我们今天就是纪念黄炎培先生和他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对国家社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黄炎培先生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我们后人可以从各种角度去看待黄炎培先生为国家、为民族和为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他是一位教育家，也是一位政治家，他是一位企业家，也是一位学者，一位伦理学家，他是一位诗人，一位书法家，他是一位旅行家，他也是一位社会工作者。我们现在出版了黄炎培先生的日记，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抱负和从事的广泛的救国事业。但是，归根结底，他主要还是一位教育工作者，一位现代教育的探索者、实验者、实践者和创造者。
　　黄炎培先生在抗战前写成出版的《川沙县志》中曾回顾说：“那时候，我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到了十月，公学发生罢学大风潮，退学的学生，大部分联合起来，创办爱国学社于上海。我呢，和川沙一般朋友如张伯初先生（名志鹤）等，老辈如陆逸如先生（名家骥）等，都是受着了“教育救国”新学说的影响，看看国事，已经糟到不可收拾，看看老百姓，大家还是睡在鼓里。记得当时我还亲见一本书，叫做并吞中国策，是日本尾崎行雄做的，简直不把我们中国放在眼里。大家发一个愿，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
　　黄炎培先生和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是从把一个官办的传统的观澜书院，改造为现代的小学开始他的救国事业的。他创办的公立川沙小学堂，也是我的母校，至今一直存在和发展着。黄炎培先生是在中国政治最黑暗的时期，在民间自觉地承担国家、社会改造的责任。当时的书院是官办的旧式学校，改造后的小学堂，仍然是公立的。书院的改造是黄炎培先生主动向官方提出的。当时的官场很腐败，根本不懂现代教育，也不想多事。川沙地方官就让他当了校长，但告诉他，除了书院的常规经费，其他钱就要黄炎培自己去筹措，而且，必须办好，不许办坏。这种没有道理的话，真让人哭笑不得。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因此，黄炎培先生这位公立学校的校长，只好不领工资，连吃饭的钱，也是自己的，纯尽义务，为了教育救国，只有到社会上去寻找支持。
　　他一直从事着教育救国的事业，当然也在尽可能争取官方的帮助，但主要是民间的支持，尤其是新兴的企业家的支持。他从事的事业，都是社会公益事业，不是谋利的事业，他只有保持一颗为国家、为民族和为社会谋利益的赤诚之心，不为名，不为利，先公后私，才能在社会上赢得信誉、赢得支持。否则，谁愿意把钱捐给他？
　　黄炎培一生坚持提高个人修养。他曾对家人说：“个人修养，凡私人生活必须整饬，于身心上、于人对我信任心上都有极大帮助。”他坚持“为公不为私”的伦理原则，不但自己坚持，而且教育子女，并且在包括所谓“资产阶级”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宣传为公不为私，为国家社会服务的原则。这是黄炎培一生从事教育救国事业所奉行的伦理原则。他的宣传，不仅在教育界，并且在企业界都得到广泛的支持。近代中国有一批不谋私利，为社会服务的企业家，是黄炎培先生在民间从事救国事业的强力支持者。
　　黄炎培先生自从1905年参加江苏省教育会之后，就一直在社会上就教育状况，进行广泛的调查。尤其是1914年辞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以后，更决心在社会上做事业，走遍大江南北，调查国家的教育情况。同时，到美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地考察教育，学习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的国情，寻找发展中国现代教育的道路和方针。黄炎培先生是中国社会从事调查研究的先驱，正是有了扎实的调查研究，才能有丰硕的、有生命力的成果。
　　现在，我们国家的职业教育，已经成为国家全面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一环，是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当年，黄炎培先生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其目的和功能，要比现在复杂得多。他在调查中发现，新式教育发展起来以后，读书人的士大夫心态，并没有扭转，主要有两点：一是读书做官的观念没有改变；二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没有改变。读书人动脑不动手，不愿意从事农、工、商业，读了书以后，还是一门心思要出去做官。教育发展了，官位没有那么多，现代经济事业发展了，但没有合适的经过教育的人才。教育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脱节。结果，毕业就是失业，造成社会上出现一批高等游民，也就是接受过现代学校教育的人，在社会上游手好闲。读书人没有谋生技能，社会生产力得不到发展，社会贫困，发展落后。于是，中国先进的教育界人士开始提倡发展实用教育，1917年，黄炎培先生根据国外发展职业教育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
　　黄炎培先生有着救国的远大目标，但救国的道路，是从具体的小事做起的。他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具体目标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解决社会的生计问题，为平民谋幸福。他提倡的职业教育的教学方针，是“手脑并用”，并且采取了“社会化”办学的方法。中华职业学校提倡“劳工神圣”的现代观念，教育不再是培养圣人和贤人，整天说什么“三代之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类空话大话，却解决不了民生问题和国防问题。读书人也不再是圣贤之徒，高高在上，谋道不谋食，而是要回到人间，首先解决个人谋生的问题。
　　黄炎培先生从事职业教育，虽然是从教学生以谋生的一技之长做起，但同时怀有远大的目光。他认为职业教育应达到四个目的和方针：“一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黄炎培先生的教育思想，把个人主义和国家、社会、集体主义，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既脚踏实地，又坚持理想主义，很好地结合起来。黄炎培先生从来不赞成自由竞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西方伦理，而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情弱者的社会主义原则。1943年10月3日，黄炎培先生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渝干部同人会议上演讲：“本社有三种传统的特殊精神：（一）为国家社会服务；（二）本身作则；（三）脚踏实地。今后工作须与两种环境配合：（一）须与宪政实施以前配合；（二）须与抗战将结束时与结束以后配合。本社各部分非示范，乃推广与实验。一部分重在推广，大部分重在实验。研究所以本社现办事业为对象，以职校为研究中心。”因此，黄炎培先生所赋予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职能，不仅是我们现在理解和实践的职业教育的实验机构，更是中国教育事业改革的实验机构，而且是为中国社会政治改造的实验机构。黄炎培先生创导的职业教育事业，同时为争取国家的民主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黄炎培先生为职业教育事业赋予了重大的使命。他在1948年给苏渊雷的一封信中说：“对职教确信为能解决人类间种种问题的最扼要办法——迄今犹信”。诚然，救国的工作，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政治的改革更是重中之重。但是，教育工作是社会改造的最基础的工作，是具有长期影响，并需要持久坚持的工作，是社会改造的基础。现代化是要人来做的，人的素质决定了社会的走向。教育工作的水平，包括教育质量和接受教育的人的数量，决定了一个社会的人的素质。在一个教育水平很高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发生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一类荒谬的事件的。
　　黄炎培先生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一直延续至今，他们积累的教育改革的成果和宝贵经验，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丰厚财富。随着中国改革事业的深化，黄炎培先生在当年艰苦条件下的奋斗和取得的成就，弥足珍贵。黄炎培先生是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早期，在民间自觉地从事社会变革的先驱人物，他的榜样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当前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有个疑问：现代中国的文化元素在哪里？那么，请认真读读《黄炎培日记》吧！他就是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坚持传统文化、传统伦理的人。坚持个人修养，坚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把他运用在现代事业的方方面面，本着自己的良知，在民间自觉地为社会服务。黄炎培先生从事职业教育的时候，民间事业的发展是在一个非良性的社会中发展的，但他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同志，本着为公不为私的自觉的伦理修养，在社会上为大众服务。今年，在汶川抗震救灾和举办奥运会过程中，民间自觉的社会责任心和爱国心得到了充分体现，让我们看到了行动中的而不是口号式的传统文化的魅力，看到了祖国光辉的未来。我们需要更多地激发民间自觉的创造力。如果中国社会能够创造出一个民间和政府良性互动的社会，中国文化必将创造出人类文化的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