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是中国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工作者，他怀着追求真理、坚持正义、追求光明的理想和信念，为祖国和人民的伟大事业鞠躬尽瘁，贡献出毕生精力。1944 年 7 月，邹韬奋在上海病逝，中共中央根据他生前愿望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这是邹韬奋病逝后周恩来对他的高度评价。而邹韬奋的成长道路，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支持密不可分。

邹韬奋本名邹恩润，1921 年，他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人之一穆耦初创办的厚生纱厂及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任职，这期间邹韬奋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就开始有了很多交往。中华职业教育社以改革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的传统教育为职志，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联合张謇、梁启超、蔡元培等社会知名人士于 1917年 5月在上海成立，是中国最早倡导、研究和推行职业教育的团体。

邹韬奋在南阳公学就读时就曾聆听过应邀回母校的黄炎培演讲，对黄炎培的爱国思想以及中华职业教育社“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宗旨，有着强烈的认同感。而黄炎培对为人正直，写作及英文基础扎实的邹韬奋也颇为器重。1922 年，邹韬奋调入中华职业教育社并担任编辑股主任，负责编辑《教育与职业》杂志、《职业教育丛书》等刊物，同时还兼任中华职业学校英文教员等职。

进入中华职业教育社后，邹韬奋潜心投入到职业教育的研究和推行等工作，编译了大量国外职业教育理论著作，并积极探索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建设。在短短四、五年的时间，邹韬奋就编撰了《职业教育之鹄的》，《职业教育研究》《职业试验》《职业心理学》《书记之知能与义务》等著作，阐述自己对职业教育的主张及见解。

在开展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同时，邹韬奋对职业指导工作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中华职业教育社是中国最早面向社会开展职业指导的机构。1923年 7月，邹韬奋担任了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并先后在上海、南京、济南、武汉等地开展了“一星期职业指导运动”，极大缓解了当时毕业学生的就业困境。在此基础上，邹韬奋还编辑出版了《中等学校职业指导法纲要》《职业智能测验法》《职业指导》等著作。

邹韬奋还一直谋求改变中国落后的传统教育观念，与黄炎培等职教社同仁提出“男女教育机会应该均等”、女子职业教育是培养女子“独立自治之道”等理论，并积极研究、倡导和推行女子职业教育，不仅帮助贫困女子解决生计问题，还促进了妇女解放和社会开化。

邹韬奋进入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时期，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西方工业化国家逐渐从战争中恢复，对中国商品出口激增，给脆弱的民族工商业造成很大冲击。而这期间国内的政治纷争不断，军阀混战不止，仅 1920 年至 1924 年，中国就接连爆发直皖战争和第一、二次直奉战争，可以说此时的中国是经济低迷，民生凋敝、社会问题深重。但这一时期的邹韬奋还只是潜心职业教育活动，对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政治时局还没有深刻的认识。正如邹韬奋自己所说：“这时期的主要思路，已钻入了牛角尖。”而将他从“牛角尖”中拉出来的正是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创办的《生活》周刊。

中华职业教育社于 1925年 10月创办的《生活》周刊，早期在内容上偏重于培养职业道德修养及职业指导等，较少谈论政治，发行量仅为数百份，且以赠送居多，社会影响很小。1926 年 10 月，时任《生活》周刊主编的王志莘离任并投身金融界，中华职业教育社调邹韬奋担任《生活》周刊主编，这也成为他从事新闻事业的开端。为韬光养晦、励志奋斗，邹韬奋开始以“韬奋”为笔名，用犀利之笔，写下众多力主正义舆论的檄文。

邹韬奋接手《生活》周刊时，正值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始提倡“大职业教育主义”，职业教育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在当时经济社会低迷的大环境下，中华职业教育社所推行的职业教育事业面临的社会问题也是越来越多。黄炎培等职教社先贤敏锐地意识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教育救国”的理想已经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空中楼阁，如不进行社会改造，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宗旨将难以实现。1925年 12月，黄炎培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中坦诚“我们所希望百分之七八十没有达到”，进而提出中华职业教育社要在推行职业教育的同时，更多地面向全社会，参与到社会改造的运动中。

邹韬奋对黄炎培提出的“大职业教育主义”工作方针非常认同，在担任《生活》周刊主编后，首先就力求使办刊方向更加面向全社会，确定刊物宗旨为：以生动的文字，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并修改其办刊方针为：以读者利益为中心，以社会改造为鹄的，要做成社会上人人的一个好朋友，并在办刊中体现职业精神，服务道德。邹韬奋还给《生活》周刊注入了很多新内容，如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除发表国内外重要新闻外，还加以议论或批评。

1930 年，邹韬奋根据读者需要，进一步明确了办刊方针，要“为中国造成一种言论公正评述精当的周刊”，希望刊物 “思想是与社会进步时代进步而俱进，要使《生活》周刊逐渐成为评论国家大事的政治论坛和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不抵抗政策，邹韬奋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政策，呼唤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抗日。 1932 年，邹韬奋在《我们最近的趋向》一文中指出，“本刊虽未加入任何政治集团的组织，但我们却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凡遇有所评述或建议，必以劳苦民众的福利为前提，也就是以劳苦民众的立场为出发点”。这期间的《生活》周刊，对社会及政治问题的讨论已经完全取代了职业道德修养、职业指导等内容。

在邹韬奋的主持下，面貌焕然一新的《生活》周刊深受读者欢迎，成为广大爱国者和中国革命文化事业的先锋，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1928 年，《生活》周刊的发行量达到 4306 份，1929 年猛增至 12508 份，1932 年的发行量更是达到15.5万份，刷新了当时中国定期刊物的发行纪录，这也奠定了邹韬奋在当时中国新闻出版界的重要地位。很多读者守在报摊前，等待新一期《生活》周刊的出版，最迫不及待要看的就是邹韬奋所写的时事评论。

邹韬奋从潜心研究职业教育，到成为当时杰出的新闻工作者，离不开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大力支持，邹韬奋曾说：“我尤其不得不感激职业教育社的，是《生活》周刊由我接办了以后，不但由我全权主持，而且随着我个人思想的进展而进展，职业教育社一点也不加以干涉”。因此，“《生活》周刊对于社会如果不无一些贡献的话，我不敢居功，我应该归功于职业教育社当局的诸先生。”

随着周刊的发行量越来越大，为满足读者需要，《生活》周刊设立了书报代办部，在中国共产党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主持过全国新闻出版工作的胡愈之推动下，书报代办部改为生活出版合作社，并逐步发展成为生活书店。到 1939 年，生活书店已经在全国各地设有五十多家分店，先后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数十种进步图书，成为出版发行进步书刊的重要宣传阵地。

《生活》周刊深刻揭露社会矛盾，直指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不可避免地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1932年 7月，国民党以“言论反动，毁谤党国”的罪名，限制《生活》周刊在部分地区的发行，并要求周刊整改。中华职业教育社凭借社会影响力，竭力对《生活》周刊及邹韬奋予以保护，黄炎培还委托中华职业教育社评议会主席蔡元培及黄郛等国民党元老向蒋介石请求解除对《生活》周刊的限制，不仅遭到拒绝，蒋介石还将黄炎培请到南京，当面向其施加压力。

改变《生活》周刊的办刊宗旨，是黄炎培、邹韬奋等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仁不能接受的。为应对国民党政府的威胁，1933年 7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决定，将创办了 7年的《生活》周刊全部资产无偿奉送给邹韬奋，由邹韬奋独立办刊。这种“脱离”既有利于《生活》周刊继续宣传进步思想，又使中华职业教育社众多学校、工厂等事业免受国民党政府的胁迫。虽然表面上脱离，但《生活》周刊社始终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大楼里办公，一切活动照常。邹韬奋不无感叹地说：“不得不敬佩职教社诸先生眼光的远大，识见的超卓，态度的光明。”

与此同时，邹韬奋为避开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将《生活》周刊交由胡愈之代为主持，开始出国考察之旅。他先后在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苏联、美国等国考察，尤其是在苏联，邹韬奋更是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促使他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前途和未来。这期间，邹韬奋阅读到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其观点、立场已经逐步转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上来，并坚定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理想和信念。

1933 年 12 月，《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以支持“闽变”为由查封。从 1925 年10 月创刊到被查封，《生活》周刊共出版了 8 卷 50 期，尤其是在邹韬奋担任主编的 7 年里，《生活》周刊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成为鼓舞和激励一代青年人的精神食粮，很多读者正是受到《生活》周刊的影响，逐步走上革命道路。

1935 年 8 月，邹韬奋回国后，继续投身新闻出版事业，相继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永生》和《生活星期刊》等刊物，一本刊物被查禁后，另一本刊物继续发表马克思主义译著及爱国进步思想。其中《大众生活》的销量更是高达 20 万份，继《生活》周刊后，再次刷新了中国定期刊物的发行纪录，邹韬奋也因此多次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恫吓和威胁，但他毫不动摇，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斗争精神。毛泽东曾赞叹说：“我们干革命有两支队伍，武的是八路军，文的是邹韬奋在上海办刊物，开书店。”

1936 年 5 月，邹韬奋与沈钧儒、陶行知、李公朴等人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公开信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巨大反响，同年 11 月，国民党政府逮捕了邹韬奋等救国会成员，制造了震惊国人的“七君子事件”。黄炎培闻讯后，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满腔义愤，多次前往狱中探望邹韬奋等人，写下：“顽洞烟尘白日昏, 端阳风雨叩圈门。长城万里梅千树，随意挥毫见国魂”的诗句，并与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人积极营救邹韬奋等人。

1937 年 7 月，在全国各界的声援下，国民党政府释放了邹韬奋等人。出狱不久，邹韬奋又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相继创办了《抗战》《全民抗战》《抗战画报》等刊物，报道和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斗争。抗日战争全面暴发后，上海沦陷，中华职业教育社和生活书店总管理处迁往武汉及重庆。这期间，邹韬奋为宣传抗战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经常邀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共产党人以及沈钧儒、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在生活书店演讲。而黄炎培与周恩来的第一次正式见面就是在生活书店。

1938 年 5 月，黄炎培、周恩来应邹韬奋邀请在汉口生活书店举行的茶话会上讲演。此后，黄炎培与周恩来就国内外形势经常彻夜长淡，成为肝胆相照的真诚挚友。与此同时，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事业也开始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在民主运动中的前进步伐明显加快，1941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参与发起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 年又与迁川工厂联合会共同发起成立民主建国会，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爱国社团，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2 年初，邹韬奋满怀激情地来到苏北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他在参观访问后，深有感触地说“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中国的命运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身上”。虽然此时的邹韬奋因为工作需要，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已经满怀着共产主义信念，用手中的笔，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正如他本人所说：“我要掮着这支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伴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944 年初，邹韬奋不幸罹患癌症，随着病情的不断加重，他将刚写好的《对国事的呼吁》交给党组织，并再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7 月，邹韬奋在上海病逝，中共中央发来唁电并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1月，延安各界隆重举行邹韬奋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写下“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的题词。

邹韬奋去世后，中华职业教育社为照顾和保护邹韬奋的遗孀，将其夫人沈粹慎接到职教社大楼里暂住，并协助她先后将两个儿子都送到解放区。黄炎培还多次撰文缅怀 邹 韬 奋 ， 1945年，黄炎培等人应邀访问延安，并在延安见到已经从事革命事业的邹韬 奋 后 人 ，他 在《延 安归 来》一 书毛泽东为纪念邹韬奋所写的题词中感慨地写道“呜呼！韬奋，人人为他的理想而奋斗，君之生命遂因奋斗而牺牲…被君称为知己之我，仍仅仅报君以热泪双流”。这醮满深情的笔墨，充分体现出黄炎培等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仁对邹韬奋的深切怀念。1947 年 10 月，为纪念邹韬奋并继承他的遗志，生活书店在香港创办了一所专门培养文化出版人才的学校——持恒函授学校，由时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副总干事的孙起孟担任校长，该校原本定名为韬奋函授学校，但为便利来自国统区的青年入学，才命名为“持恒”，该校为新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培训了大量人才。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邹韬奋的革命生涯同样也激励着当代职教社人。当前，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中华职业教育社也将努力创造无愧于黄炎培、邹韬奋等前辈先贤，无愧于时代要求的业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