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教社光荣史实对我的启示
2017年5月6日是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100周年，这不仅是全体社员和职教界同仁最为庆贺和纪念的日子，更是我们伟大祖国在那血雨腥风、灾难重重的年代里，诞生的一支为国为民、艰苦奋斗、具有统战性、教育性、民间性的职业教育团体的百年大庆。我作为深受社光荣传统教育的一名社员和工作人员不禁心潮澎湃、浮想联翩。
我的职教社情结是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开始了。那时我刚刚成年，此后几十年里直接和间接地接受社的教育。直至今后成为一名社员和社的宗旨的忠实践行者。这是我人生道路上催人奋进的一大幸事。
我出生在旧社会的湖南农村，由于家境贫寒，14岁到城里做童工、当学徒，饱尝人世间的苦辣心酸。为了生计，为了早点孝敬年迈的双亲，我从小就是想学一门手艺，可是投入无门，只好采取骑马找马的办法，在城里的一家机器锯木厂做了童工，好不容易家里多方托人才在一个单位里当了一名印刷学徒工。“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欢乐迎新天”。是毛主席、共产党使我们跨入了开天辟地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新中国成立不久，我考入到新中国图书发行事业之一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简称三联书店）。从此，我在红旗的指引下，在这知识的海洋里，学习成了我的第一需要。三联书店前身是生活书店，创始人是我国近代新文化运动先驱之一的邹韬奋先生，和新文化出版家许伯昕同志，从他们出版的书籍和最早主编的《生活周刊》、《教育与职业》月刊以及通讯资料中，得知他们都是中华职教社的早期成员，逐渐了解到生活书店等都是在中华职教社主导下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当得知职教社“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 的办学宗旨时，心里勇激起阵阵波澜，感到由衷的敬仰。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职教社是一个知识分子团体，从职教社走过的道路，也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这是多么崇高的评价，多么亲切的关怀。而三联书店的前辈先贤，对人民出版事业的敬业精神，和书店同志们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业务精益求精，以及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追根溯源，都与中华职教社的优良传统一脉相承，使我终身受益。从此，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每忆及此催人奋进，平添了莫大力量。
在几十年的岁月里，由于事业的需要，我曾在许多单位工作过，包括教育、体育、卫生部门和文教机关等。年轻时，还曾到北京专门学习国防体育，曾是我天津市第一位射击教练员。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初，到天津市第二教育局工作，这是我在职生涯中的最后一站，整整工作了十年。
第二教育局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重新恢复组建的一个单位，主要分管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我到局时，正值中共中央、国务院部署《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要求在1985年以前，使现有文化程度不到初中毕业的职工60%—80%达到初中毕业水平，青壮年实际操作水平普遍提高1—2级。全市属于这类青壮年职工达百万人。广大人民群众迅速掀起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的热潮，决心把十年浩劫耽误的宝贵时光夺回来，这是何等气势啊！正当我们研究怎样更好地把这项好事办好之际，职教社的办学精神，给予我们以智慧和方略。即在一年一度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我与总社陈一如总干事相识，听了他的发言和介绍，使我对社的光荣历史和社的宗旨，尤是对“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理念，进一步有了切身的理解，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回津后在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我将职教社的立社宗旨和当前情况作了介绍，大家感到很亲切，很受启发。其时，天津市各委办系统普遍成立了教育机构，各民主党派在社会力量办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原民建天津市委会张焕之主委多次亲临我们的会议。经他和我局老职教工作者林立处长的介绍，我成了职教社一名社员，经常收到总社寄来的文件、资料和社讯，这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将老一辈教育家提出的“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敬业乐群”作为推动工作的指导思想，将“责在人先，利居众后、金的人格、铁的纪律”作为我们严于律己的座右铭。
在全市各委、局（系统）和有关方面共同推动下，以及各类在职教育、高中自学考试等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一次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全体委员会议上，专门听取了我局的工作汇报，常委们在审议中一致认为:市委、市政府恢复第二教育局、建立工农教育委员会是完全正确的，几年来我市青壮年的“双补”（文化补课、技术补课）取得很好的成绩，走在全国的前列，职工高中等学历教育成绩尤为显著。全国政协科教委组团来我市考察时，对我市的成人教育给予高度肯定。我市李瑞环市长在一次教师节的大会上指出：“天津市的成人教育，已有很好的基础，应当乘势而上，加快发展。”他负有哲理的讲话，国家教委曾写报告上报中央政治局，各新闻媒体都做了专题报道，这对我们来说既是受鼓励，又是受鞭策。
直到1993年7月，我退休了。局里开了一次专门会议，庄公惠副市长和市委组织部武跃贤副部长专门莅会，大家的发言我都记不得了，可庄市长讲话中有几句话，至今仍还言犹在耳。他说：“我看缪局长对二教局的感情是没有干够吧。”我当时表态说：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按规定退休是天经地义的，作为共产党员就应力所能及地继续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事情。那时，我就产生了要继承发扬中华职业教育社光荣传统的初心，并兴之所至写了四句小诗，诗云：时光荏苒鬓已秋，历尽沧桑志未酬，莫道夕阳桑榆晚，潜心甘作孺子牛。
我对中华职教社事业的传承与实践
1993年7月，我从天津市第二教育局退休了。当时社会上曾出现一阵“下海”潮，朋友们建议我做这、做那，有的希望我牵头办一所民办职业学院，有位老领导动员我到老年大学任常务副校长。我都婉拒了，因我思想上有个职教社的情结。我从电话里向总社陈一如总干事汇报了我的想法，他当即告诉说，总社正考虑在各省市建立社的地方组织，但文件规定不要国家经费等，还希望我能在天津试试点。我在一次人大代表会议上，请示了市里主要领导，他当即表示说：“这是件好事，市里肯定支持，如果文件已有规定，对‘三无’的问题，就得靠你们自己想法解决”。
关于我退休后干点什么，在家里曾和老伴商谈过，因她患有类风湿关节炎，四肢变形，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可她知道我的心思，她说：“你是个闲不住的人，还是忙你的吧，像现在这样一早一晚照顾我就可以了。”我把向市领导请示的情况说了后，她说：“万事开头难，我这个党员做不了什么，就把这个家作为你们活动地点吧，需要点钱，也可从家里拿点。”过去，因她常年有病，我很少让人到家里来。她这个主意，在当下也只能这样。她问我需要多少钱，我说，先得用两万，很可能拿出去拿不回来。她说：“两万块钱，我们还拿得起。”后来，又陆续从家里拿了6万元，也都没有收回。老伴说：“就只当做生意赔了吧！”我的两个女儿对我的事都表示支持。我大女儿是个心脏内科专家。小女儿当时开办了一个小公司，有一辆小汽车。她说：“如果你们接送专家到外地联系工作，我的这辆车可以用，我还可以当司机，平实需要打印文件等，我们也可以承担。”
我把上述情况向几位志同道合的老职教工作者说了，一致同意先干起来再逐渐完善。我向总社请示，经同意先以“中华职业教育社天津小组”的名义开展工作。社员单位—天津中华职专主动腾出一间教室，无偿地提供我们使用。一块硕大的牌子挂在学校大门口，十分醒目。一次，市委房凤友副书记对我说：“老缪，你们的牌子真大啊，老远就看见了。”我说：“中华牌能小得了吗。”他连声说：“说得好，说得好。”从此，师出有名，我们的办公室宾客盈门，十几位老同志各忙其事，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经过三年时间的筹备，1997年5月28日天津中华职业教育社正式成立，由时任市人大副主任苏宝琮同志任第一届社务委员会主任，我和教育局叶文山副局长任常务副主任，其他成员由教育、劳动部门、民主党派现职领导兼任。一个无编制、无经费、无办公场所的“三无”单位诞生了。到了第二届，我任社的顾问，到第三届时我们这些老同志，因年事已高全退了下来。
岁月匆匆，时光如逝。过去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好些都已记不起来了，唯有职教社的一些往事却不时在脑子里泛起，挥之不去，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怎样走好第一步
天津职教社从筹备起及成立之后，如何走好第一步，这是我们考虑的初衷。当时最先想到有两件事。一是社成立后怎样有个好的开端，能够把职教界的有识之士动员起来，吸引到社的事业中来；二是，怎样维持好社的基本开支。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力量是太有限了，而大家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现在是无职、无权、又无钱，困难是必然的。而想到我社的先辈前驱，在旧社会那种艰苦的条件下，排除艰难险阻，做了前无古人的创举。今天，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而天津有利的条件是，职业院校多，有许多享誉中外的专家，各单位负责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在新形势下，怎样贯彻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这时国家正在制定职业教育的法规条文，我们便与市教科院、职业院校、劳动部门等单位合作，邀请国家教委参与制定法规条文的司、处长来津做报告，请有关专家介绍当前国际职业教育的趋势。至于有关经费各单位都全部承担了，这些活动由于正应其时，可以说场场精彩，场场爆满，从而扩大了社的影响力。这时，又逢全国教育科研“九五”重点课题的公布，我社积极申报了“高级技能人才培训途径和资格认定的研究”这一课题。由我社兼职副主任原天津职业大学李宗尧校长牵头，成立了社的职业教育研究委员会。吸收了众多专家学者参与。在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由原国家教委何东昌主任作序的《高级技能人才培训》一书，被誉为填补了我国一项职业教育方面的空白。此后，又完成了“职业学校实行双证书制度可行性研究”等多项课题。与台湾学者共同编写出版了《海峡两岸职业教育》一书。通过上述，使我们感到职教社不仅有许多事情可做，而且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正如毛主席诗词中所说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每忆及此，便增添了许多联想和兴味。
二、温暖工程暖人心
“温暖工程”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我社理事长孙起孟同志响应党中央号召，提出一项公益事业。起孟老提出，要“灯亮一盏，光洒一片。”说得何等好啊！在我们工作起步的时候，使我们感到光明就在前面，只要有志追求，职教社可以为社会贡献出一分力量的。为此，我社最先成立了技能服务部直接招收下岗人员，启动“百名家政救助义务培训工程”，相继筹办了家政中级班、涉外家政班、月嫂培训班，并与有关单位联合召开了学员推荐会、招聘会。技能培训部被全国家政服务业协会评为“全国十佳先进培训单位。”有7所学校和单位被总社批准为“温暖工程培训基地。”
我社兼职副主任时任劳动与保障局副局长刁九健同志从全局出发，将我社的“温暖工程”列入政府劳动部门的业务范畴，从政策上、方法上和必要的劳务经济补助上，给予了有力支持，在此基础上我们成立了社的“温暖工程促进委员会”，刁局长兼任主任。由于劳动社会保障部门直接参与，支持我社的“温暖工程”得以迅速发展，健康推进。几年时间累积培训下岗职工和各种就业人员115738人，大墙内的服刑人员450人。总社在专门印发的工作信息中指出：天津职教社自身条件有限，是没有经费和编制的“三无”社，但他们坚持从实际工作出发，把实施“温暖工程”与党和政府的再就业工作密切结合起来，主动争取当地政府部门的领导，依靠有关党派和团体的支持，动员社会各方面参与。由于他们思想明确，工作到位，从而把温暖工程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三、浓浓两岸情
开展对台民间交流建立两岸同胞的友谊是缘于我在职第一次去联邦德国考察双元制教育。那时，两个德国尚未统一，不仅柏林成两半，多地村庄也被一道铁丝网分开。两边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实在不是滋味。到第二次到访时，两个德国统一了。彼时彼刻，就想到了台湾何时才能回到祖国怀抱。进而萌生起能否用职教社这一民间社团为载体，与台湾同行沟通交流。而此前我在出席一个职教研讨会议上，曾结识了时任台湾成人教育学会秘书长（现为台湾终身教育学会理事长）黄富顺先生。他当时正在主编《中国大陆成人教育》一书，特邀我们为其写稿。经商定由和我一同参加会议的我局林立处长执笔，以我们两人名义，撰写了该书第一章：“中国大陆成人教育概述”。我在退休后又曾以学者身份出席了在台湾举行的“海峡两岸技能教育与训练”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演讲的论文是“职业教育要适应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需要”，受到台湾同行的好评。此文曾刊载台湾《技术职业教育》杂志上。这样，又结识了台湾许多教育界的朋友。后经商定：彼此组团，往返机票各自承担，到各地参访，费用由接待方负责，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办法，从而就方便了许多。
多年来，我社在市台办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对台民间交流十分活跃，还为我国各省市牵线搭桥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在十多年时间里，我社先后与台湾5个地区（台北、台南、台中、台东、高雄）、5个学会、1个协会、近30所学校有直接往来。台湾有23个团组，468人来津交流访问，我社先后派出10个团组135人访台。我们接待人数最多的一次是2004年7月，台北、台南、台中、高雄4个地区116人（含33个家庭）及各级各类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来天津参加“海峡两岸海河情”教师之家中华研习营。这项活动得到了天津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圆满完成在天津活动之后，研习营乘车到北京参观了故宫、长城，到河南参观了少林寺、洛阳、开封，观赏了母亲河—黄河。在郑州举行的闭营仪式上，台湾朋友集体高唱“我们都是一家人”，唱得真情意切，热泪盈眶。直至现在我与台湾朋友经常有联系。今年6月，台湾“海峡两岸教育交流促进协会”参访团一行来津，专程到我家看望，并一同到有关学校访问座谈。此情此景，使我想起前些年在津举行两岸交流的研讨会上，一位台湾学者在论文中写道：“两岸同胞同文、同宗、同语言，同是炎黄子孙，传承中华文明，促进两岸交流，是巨浪，是潮流，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那些搞台“独”的企图是永远不得人心，没有好下场的。”他的话道出台湾绝大多人的共同心声。
岁月匆匆，我从事职教社的工作已过去多年了，然而，对社的情结，仍不时地在脑子里萦回着，尤其是当社的老同志见面时，都有说不完的话语，道不完的当年情怀，都深深怀念在一起义务工作的美好时光。一致感到在我们人到夕阳的时候，是职教社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使我们上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有益身心健康的大学校。同时，大家也深感我们的工作之所以进行得比较顺利，且收效又比较好，还得益于市关工委多位老领导关怀、指导乃至直接参与。而这方面与我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在天津职教社社筹建工作开始不久，市关工委成立。一次有三位我在职时的直接领导对我说：“你对体育、教育、卫生都熟悉，关工委很需要你。”我说：“我刚刚开始职教社的筹建工作。”他们问了我筹建的工作情况，我简要做了汇报。老领导们说：职教社的工作确实很重要，如果需要关工委也可以支持你们呀。老领导这些话是那么诚恳和关心，老领导又说：你先物色几个人把教育部组建起来，两方面妥善安排一下怎么样。就这样，我又挑起了这个担子。任关工委副秘书长兼教育部长。在实践中我将两方面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例如“温暖工程”就与关工委联合实施举行“海峡两岸（天津）书法交流展”，也用两家名义，老领导们不仅亲自参加开幕剪彩，会见台湾友人，还亲笔挥毫，给与会者极大鼓舞。一次，老主任张再旺同志把我叫到家里，在我向他汇报后，他语重心长地说：“职教社和关工委都是培养人的，有什么困难，我支持你，你大胆放手干吧。
由于老领导们的亲切关怀和亲自过问，参加培训的下岗人员和服刑人员，听到他们讲话后都非常感动，许多人来信中都表示一定不辜负老领导的殷切期望，努力学习和工作。这些也使我们从中深受教益，更加热爱我们的共同事业—中华职业教育社。
今天，当我们满怀豪情，迎接我社百年大庆的时候，作为社的老同志，尽管我们年事已高，但我们仍要和广大社员一起，以不忘初心追国梦，牢记宗旨续长征的气概，为中华职教社这个万古长青的事业，为祖国的伟大复兴贡献一分力量。
